中国往往用经、史、子、集来涵括中国古代典籍。
因此，各个法院的相关程序会存在很大区别，如：有些法院如果没有正式程序，就会将相关录像事宜交由参与试点项目的法官处理。在110起案件中，法官建议庭审录像。
在整个试点项目中，另外两位参与法官在最后的和解会议或庭审开始之前采用非正式程序与案件当事人讨论试点项目事宜，并征求当事人的同意（多以口头和非记录的方式）。法院针对案件采取的不同方法对他们获取试点项目经验很重要，尤其是对获取对评估有用的数据更为重要。因此，我们更倾向于有经验的参与者：如法官和律师，以了解他们对证人和陪审员受影响的看法。以上阐述表明，试点法院在实施视频录像、记录通知和是否同意录像的信息方面存在很大差异。在法官调查中，三位法官告诉我们，他们会因为录像质量差等原因而拒绝公布，还有一位法官表示录像未被公布是因为它不能满足公众的利益。
表1：地区法院实施摄像机试点项目的情况 a.是法院实施试点项目的日期。这样一来，每位观看试点项目视频的观众，都会在屏幕上看到一份简短的调查问卷，他们可以自行选择是否填写。党规国法并驾齐驱的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是实现共同富裕和共同自由的制度保障。
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相结合实际上包含两个原则：以德治党和依规治党相结合原则与以德治国和（狭义的）依法治国相结合原则。从某种意义上说，尽管自由权有助于保障每一个人免于暴政，但在许多时候，尤其是在已经解决暴政问题的社会，自由权容易成为强者要求作为最强者的政府给予其发挥才能的权利。因为自治型法治是资本主义国家普遍采用的法治，有几百年历史，比较成熟。正如美国法学家庞德在《法律史解释》一书开篇所言，法律必须稳定，但又不能静止不变，法律的稳定与变革的妥协是法律成长的原则。
事实上，宪法与党规国法有两点根本性的不同。张仲景有一句名言：上医治未病治病、中医治将病治病，下医治已病之病。
其次是形成和规范政权的结构。党的领导权在宪法中得到确认和规范使得党在宪法之内，全党的运行是在以宪法为依据和以党章为根本大法的党规体系中。资本主义国家将这些自然权利写进宪法正是为了奠定自由市场经济的基础和给予强者更好发展的权利。这两种共产党员都会导致共产党变质，所以共产党不仅仅需要思想建党，而且需要制度治党和依规治党以保证其道德性和先进性。
然而由于当今资本主义国家占绝大多数，不正当的倒成为天经地义的了。德治与法治的关系类似于治病，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治理就是预防社会生病和治疗社会之病。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是领导党，是基于中国共产党是德性党、先进党和变革党的性质。所有的发明或发现都是由杰出的个体所为，结果造成强者恒强，弱者恒弱，更有甚于以往。
对于人性的区间思维使道德的扬善功能和法律的抑恶功能都得以发挥。共同自由是每个人都能享有的人民自由，而非少数人或者某个阶层的自由，是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有机统一。
2.《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文件学习辅导百问》，党建读物出版社、学习出版社，2016年。社会主义与自治型法治之间是势不两立的，但社会主义与法治是可以相容的。
多元利益集团、多头主义或自由主义社会形成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特有的法律秩序，同时这种自治型法治也为多元利益集团的形成和巩固提供了保障。资本主义自治型法治理念是如此深入人心，中国共产党也不自觉地接受了这种理念毛泽东曾经对阶级斗争及其背后的辩证法思想进行了中国式改造，从而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提出了矛盾论和实践论的思想。一条是以俄为师，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全球格局来定位中国革命，完全照搬照抄苏俄模式的革命路线。事实上，新中国始终秉持的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王者不治化外之民是一脉相承的。比如我们前面所讨论的，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信仰融入中国传统的心学，将西方主体哲学融入自强不息的传统君子人格，将西方辩证法融入矛盾论和实践论，融入生生不息、变化求新的中国传统哲学思想。
一、习近平时代的历史定位：从自然时间到政治时间 从本研究的角度看，党的十九大报告实际上对习近平时代进行了四重历史定位。西方文明建立在现象与存在、此岸与彼岸二元对立的哲学-神学传统中。
需要注意的是，邓小平最初使用的概念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概念也是党的十三大报告的主题。因此，对党史和共和国史的划分及其带来的对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历史定位，对于中国政治秩序的建构非常重要。
这些概念的选择本身就体现了中国智慧，即真正的天下主义要能够包容多样化的发展模式。在邓小平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主要是为了解决中国自身的发展问题，防止在全球化浪潮中被开除球籍。
正是这种政治逻辑的内在必然性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推进到第四个阶段。然而，由于人们仍普遍缺乏坚实精神信仰的支撑，西方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念借机迅速主导社会，由此引发了一场政治风波。共产主义不仅是未来的美好生活方式，更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当下政治生活实践中的精神状态，共产主义由此融入了为理想而奋斗的具体历史进程和日常生活中。历史只会眷顾坚定者、奋进者、搏击者，而不会等待犹豫者、懈怠者、畏难者。
另一方面用现代法治思路来完善党对国家的领导，激活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推动国家治理迈向现代化。同样，如果没有邓小平所推动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国不可能如此迅速崛起，实现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历史性跨越。
面对全球秩序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改变历史上西方支配全球的现代化模式，为后发达国家提供现代化的中国方案，中国人必须进行不妥协的斗争。事实上，这种政治时间的叙述模式也是多个党代会报告采取的历史叙述模式。
中国共产党的斗争哲学基础不仅基于主体性哲学，而且基于在实践中把握整个世界对立统一的矛盾学说。政治生活在本质上不是自然的，而是人为的，历史也始终是人类创造的。
而正是这种斗争精神让中国人呈现出苟日新，日日新的精神面貌。如果缺乏核心价值观念的凝聚，多元价值不仅可能导致政治的迷失，而且会带来价值观念和社会利益的冲突。这种共商共建共享的思想恰恰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下为公思想与和而不同的和合理念，这无疑是中国智慧对全人类的贡献。古希腊政治生活建立在奴隶制所确立的主奴关系基础上。
从霍布斯、黑格尔到尼采、马克思都将争夺主人地位的斗争理解为推动历史发展和进步的动力。第二阶段是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改革开放，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实现了由站起来向富起来的转变，即建立符合我国实际的先进社会制度。
然而，这里所说的人需由希腊城邦政治生活提供具体的所指。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作为名词概念虽然出现在主流话语中，但在实践中却未能完全将其作为认识问题、把握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哲学方法论，由此导致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成为空洞的概念表达，而不再具有鲜活的实践内容，不再作为认识问题的哲学工具，不再能与人们的政治生活建立内在的联系，因此也无法真正深入人心。
从中华文明史角度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意味着中国继商周时代、秦汉时代、唐宋时代和明清时代之后进入了第五个全面复兴的时代。有部分人认为，强调依法治国就意味着要强化国家体制在宪法和法律上的绝对权威性，由此提出所谓的落实全国人大的最高权力、实现司法独立乃至宪法司法化，并由此提出所谓党大与法大的争论，潜在地挑战党对国家的领导。
